有人用“十句话”总结中国的历史，但第一句就错了。中国历史的第一规律，不是分与合，而是治与乱的不断重复。第二个规律，是汉族政权最终总是打不过北方少数民族，而汉唐初年是少有的例外。事实上，越到后来汉族的抗击打能力越来越强：西晋末年，只是从草原上跑来的一群盲流，就把北中国趟平了，华夏大乱，衣冠南渡；大唐则成功扑平了安史之乱，经五代十国到赵宋建立，天下神器还控制在汉人手里；而南宋成功地抵御了金人并与横扫亚欧的蒙古铁骑抗衡了几十年；明朝崇祯帝也在严重的内忧外患中，苦苦支撑了十几年。应该说，晋朝面对的是一群无组织的暴民，大唐面对的是强悍的藩镇，而南宋和明朝则面对的是建制国家和庞大的战争机器。我华夏可谓越来越强大，而且宋、明都不是直接亡于内乱，但却仍避免不了亡国。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治乱交替的第一规律在起作用了，也就是说，我华夏虽然最终一次次亡于夷狄，但其实是亡于自己，亡于内乱。最明显的就是明末，那时明朝的军事力量不可谓不强大，但主要都放在抵御满人方面，而让陕北的起义军钻了空子，直至先亡于李自成之手。

    等到大规模民变，再研究天下乱不乱的问题已经晚了。“乱”的开始，其实来自官僚队伍的腐败。腐败体现出官僚队伍道德沦丧、纪律废弛，更要命的腐败也必然带来官僚机构效率底下（不作为），乃至带头违法乱纪。当年冯云山在广西发动会众准备起义而被官府抓捕，最终老洪他们竟然靠打点银子把他给“运动”出来了。面对如此腐败的朝廷，难怪像老洪那样具有狼子野心的人可以拉起队伍并做了十来年小皇帝。

    可以肯定地说，官僚腐败是历朝历代乱的开始。一旦官场腐败了，而且无法克制，那么离乱就不远了。历朝历代，我们看到皇帝们为了防止官僚腐败也费尽了心机，有什么思想教育，有什么严刑峻法，特别是朱元璋甚至还想出了剥皮的办法。但结果呢？我们看到，除了开国皇帝还有点威慑，从第二代皇帝开始，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抑制贪污腐败。

    说到底，官僚腐败是必然的，是制度上的。专制制度的理想设计，是天下的土地人口、好吃好喝、美女娇娃都归皇帝一个人的，而官僚们都是管理奴隶们的高级奴才，没有见面分一半的权利。宋朝的皇帝更搞笑，不仅把各路（相当于今天的省）的最高长官一分为三，互相牵制，而且还把管理财政的长官命名为“转运史”，也就是他们的使命除了给皇帝老爷看家护院就是“转运”银子了。但这种制度真的能够实现吗？除非各级官僚都成为雷锋那样的“圣人”。但那不是天方夜谭吗？

    在许多时候，帝国各地各级各垄断部门官僚的腐败，其实也代表了各地各级衙门和各垄断单位的“合理”利益，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反映了地方“自治”的诉求，但这种“诉求”却以畸形的方式出现，并最终导致帝国毁灭。专制制度最致命的一点是权力集中于皇帝一身，压抑了地方自治的权利，压抑了人性的自由生长。官僚们维护着这种权力，同时也在败坏着这种权力，他们要靠这种权力为自己谋私利。官僚腐败必然会败坏帝国的集权，这本来也不完全是一件坏事，但问题是由此专帝国只能跌进“天下大乱”的深渊，并不能随之建立民主制度，而只能靠刀把子再打出一个新政权。

    因此，官僚腐败并无法克制，是中国式乱世的开端。问题是，有哪个王朝可以遏制官僚腐败？没有！那么官场腐败就是乱世的开端。

    尽管国人始终期待“再活五百年”的圣明天子，但那根本是条死路。不过，这种渴望也有一个正面的价值，那就是反映了乱世的序幕已经拉开。